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娄清
编者按
今天(4月18日)是国际古迹遗址日，本期专题推出两文，以侗族鼓楼为镜，照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璀璨篇章。贵州学者娄清《侗族鼓楼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里的木构华章》溯源鼓楼历史，剖析其作为族群精神象征的营造智慧与开放包容的公共性；广东学者蔡凌《建筑是人间的鲜活记录》探讨“人+地+物+集体记忆”研究方法，展现建筑如何承载动态文化生命。两文交织，不仅是学术视角的互补，更是粤黔两地学者跨地域合作的缩影。多元对话，将有助于共筑文化遗产保护新范式。
贵州，雄踞我国西南腹地，北枕川渝，西连滇境，南接桂乡，形胜自云贵高原磅礴向东铺展，融于华南丘陵翠色苍茫。喀斯特地貌与密集水网，造就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生态奇观，更孕育了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早期文明。
建筑，由地理和人文激荡共生。这里，侗寨鼓楼对话天地，苗家吊脚楼驯服陡坡，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客栈承载商贸记忆。荆楚、巴蜀、滇黔、粤桂文化在此交融，铸就了“多元一体”的建筑特征。
贵州人民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有开创之功：1930年，开阳人朱启钤推动成立中国营造学社；1933年，黄平人乐嘉藻出版第一部《中国建筑史》。继朱、乐二公开启古建梳理后，百年来贵州古建筑保护纵深发展，乡土建筑保护更是个中重镇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贵州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就已将领域开拓至侗族鼓楼、风雨桥、苗族村寨、布依族民居等。自2008年起，贵州提出“村落文化景观”理念，奠定乡土建筑在贵州文物建筑保护中的核心地位。2016年，文保中心与有关方面共同启动“贵州传统建筑文化影像记忆工程”，工程现仍在持续进行。2018年以来，文保中心每年都会就一镇、一乡乃至一村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调查。
侗族，是我国对建筑艺术有较高追求的民族。一般认为侗族由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。承继百越营造智慧，黔东南月亮山一带的干栏式民居至今保存完好，有“建筑活化石”美誉。
早在1987年，笔者在李多扶(时任贵州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)和罗会仁(贵州省博物馆原副馆长)等老师带领下，就曾对黔东南黎平、从江、榕江及广西三江、湖南通道一带侗族建筑进行过深入调查。彼时所见鼓楼，以独特杉木塔式结构耸立村寨中央，密檐层层叠叠，檐角翘起如飞鸟展翅，飞檐斗拱间既有雕饰龙凤藻纹，也有彩绘融汇汉侗意象；底部多方形无墙，以四根金柱(主承柱)象征四季轮回、十二檐柱(衬柱)环列寓意月令流转的最为常见。而在鼓楼-鼓楼坪-戏台构筑的独特空间里，公共事务和世俗生活轮番上演。这些热闹场景，三十多年过去，至今难忘。
贰
一个村寨的最核心位置，是留给鼓楼的。
侗族有三宝：鼓楼、风雨桥(花桥)和侗族大歌。其中，鼓楼是村寨最重要的景观和精神文化中心，是真正诉诸视觉意义上的文化风景。鼓楼地位崇高，村中所有大事都要到楼内处理。
目前贵州境内有鼓楼300多座，且在不断增加中。木构鼓楼往往遭遇“30年一小火，60年一大火”，再加上“破四旧”等历史原因，目前我们所见的大部分，为改革开放以后复修。据调查，真正的“老鼓楼”不超10座。其中年代最久远者为增冲鼓楼(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从江县往洞镇增冲村)，最迟应建于康熙年间，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近期我们还在黎平县调查发现了一座预判为乾隆年间的鼓楼。
侗族大歌中有“未曾建寨先立楼”的唱段。鼓楼对于村寨而言，是向心力的首要体现。有些村寨即便一时财力不足，村民也会先竖起“象征柱”。有条件的村寨则更会建造两座鼓楼(一老一新)。在《增冲鼓楼文物保护工程报告》(贵州省文物局、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编，贵州科技出版社)一书中，我们就提到，“从原始图腾和信仰产生了最早的文化象征物，即类似图腾柱、寨柱等的建构物，它们在原始社会中期就已经出现。当然，早期侗族先民以神树为精神信仰物也不无可能，树崇拜甚至可能比图腾崇拜出现得更早”。鼓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还曾见鼓楼的主承柱上有牛角等装饰物，为祭祀、竞技活动后所留，有的是荣耀的纪念，有的是挫败的铭记。
鼓楼最重要的实用功能当是击鼓传递信息，鼓可放于楼上也可置于首层。当需要预警、吆喝大家议事，鼓就会由专人敲响。“击鼓报信”“集众议事”“制定和执行款约”“踩堂祭祖”“裁决争讼”“迎宾送客”“休息娱乐”“节日集会”，都在鼓楼内进行。(这里解释一下何为“款”。历史时期，侗族通过“款”这种社会形式来进行组织。多户血缘家庭组成“斗”，“斗”聚成寨，寨联合成“款”，“小款”由邻近几个自然村寨组成，凡牵连村寨之间纠纷，由“小款”出面解决。“小款”之上还有“中款”“大款”，乃组织形式的递进。)
作为侗族村寨的核心公共空间，鼓楼其开放性特质十分典型。尤其目前位于黔东南地区的大部分鼓楼，首层除了四根金柱和十二檐柱，余下空间无实体隔断，完全敞开。这种“敞厅式”的构造，既能遮风避雨，又能消除人际阻隔。向心力与开放性的双重属性，正是鼓楼文化功能的魅力根源。它不仅凝聚族人，更包容外来者。当年我在调查时尤对“迎来送往”印象深刻，每座鼓楼里都备有水桶，内盛甘甜井水，来往行人歇息可得一口清凉。
鼓楼是村民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提供了真正的生活场景空间。有事无事，大家都可在此闲聊、休憩、烤火。鼓楼设专人负责担水和往火塘添柴，确保温暖与秩序。同时，这里也是信息交流的枢纽，外来信息与本地经验在此交汇。鼓楼的功能是严肃的、集众的、开放的、包容的；而“三宝”里的另一“宝”风雨桥则提供了休憩和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所，呈现闲适气氛。这种功能的对比，展现了侗族建筑对生活不同需求的巧妙回应。
叁
鼓楼的魂，在于族人“齐心”造楼的精气神。
作为侗族村寨的精神象征，鼓楼的建造过程具备非凡仪式感。从动议兴建到落成启用，须经过选址、备料、下墨、立架、上梁、架顶、上瓦、装饰、安鼓及贺楼等多个既定程序。其间最动人的便是大家的齐心参与。
多数侗寨在规划之初就为鼓楼预留位置，若未预留则需延请专业人士勘定吉位。鼓楼的形制规模，不仅取决于村寨规模、宗族支系和经济实力，更与村寨形成的时序、村寨间的从属关系等社会结构因素密切相关。建楼资金由全寨共筹，依各户能力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彰显集体协作的精神。
掌墨师在营造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，他们不仅负责设计鼓楼的整体结构，还要指导施工队伍，可说是项目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。尤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三十多年前，于高增礼堂一面墙上所见的掌墨师绘于其上之草图。他根据地形、经济等现状，给“甲方”先在墙上绘出草图，这份“设计图”需经村民集体商议通过方可启建，充分体现了民众参与的传统。
到了真正建楼时刻，其速度令人惊叹。我曾亲见一座鼓楼自半夜开始竖架立楼，未至正午，主体已搭建完毕。如此速度，除有赖于掌墨师带来的数人队伍，几十位村民的齐心协力功不可没。
待得进入最后“进楼”“挂鼓”乃至“贺楼”阶段，全村男女老幼身着盛装，以唱戏对歌、通宵达旦的方式庆祝。鼓楼前灯火通明，欢声笑语交织，侗族文化的凝聚力与生命力在此刻比星河灿烂。
而目睹这样的盛大庆典，不由让人再次想起掌墨师及诸位能工巧匠。“侗族鼓楼营造技术与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术同出一脉，虽小有不同，但大抵一致，体现了中国建筑营造技术的交流与融合源远流长。鼓楼是由侗族自己的能工巧匠自行设计、自行修建的。匠师不需图纸，仅凭一把木角尺，一棵小竹竿做成的丈杆(一种尺度)，一小节竹筒做成的墨斗，一支小竹片做的墨纤，沾上墨斗中的墨之后当作笔使用，还有斧、锯、凿等在民间流传的古老建筑工具，便可取木建造。鼓楼用材全是杉木，并以凿榫衔接，不用一钉一铆，枋板檐挑纵横交错，利用杠杆原理，层层支撑而上，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。”(《增冲鼓楼文物保护工程报告》)
肆
文化不是化石，动态吸收才能永续生机。
侗族鼓楼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，其演变历程，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演进。它是中国古代建筑技艺传承与创新的活态载体。
从建筑本体看，鼓楼技艺体系有深远文化传承。其起源与发展颇具特色。最初的鼓楼形态类似于方亭，样式源自民居，随着使用需求的增加，方亭逐渐“膨胀”——通过扩大开间与进深，从方形结构演变为更大空间。当空间仍显不足时，便在外围增设一圈柱子，进一步拓展空间。这种扩展方式使得鼓楼规模逐渐增大，最终通过增加层数继续满足需求。
关于独柱鼓楼(侗族早期鼓楼形式)的通心柱(中心主柱)做法，有人认为其存在是技术局限的结果，但我并不认同。三十年前，我曾写有《侗族鼓楼——古代木结构塔的实物遗存》，指出鼓楼其核心营造技艺，可追溯至汉魏时期的木构塔技术。侗族鼓楼中的独柱设计，即中间一根塔心柱(因侗族需在柱心两侧设置双火塘用于传统取暖，故平面呈方形但中心留柱)，正是汉魏时期木结构塔(如汉代木塔、魏晋佛塔)的核心营造技艺。这种设计便于环形上升，梯道可环绕柱子蜿蜒而上，与早期独木梯及现代鼓楼中从第二层平台开始绕行的设计一脉相承。
这些建筑技艺是交融的结果。历史上，不同族群的交流频繁，技术学习也是常态。例如，侗族掌墨师的营造口诀与汉族《鲁班经》的核心原理是相通的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民族建筑视为某个民族独立创造的产物，而应理解为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下的交融结晶。
在文化交流层面，鼓楼建筑也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范式。明清侗族地区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使内地汉文化不断深入侗区。外来移民也对该地区产生深远影响，明清之际“调北填南”“移民就宽乡”“募民垦荒”等，大量汉民进入。珠江水系移民多粤桂之风，长江水系移民多荆楚之气。移民带来的先进营造技术、生产工具与农耕经验，深刻改变了侗族地区的物质文化基础。明清之后“得风气之先”沿江而上的粤商，及沿长江水系而来的赣商和两湖商人，促进了商贸古镇的发展，因此也提高了侗族工匠的建筑水平。例如，“随着受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日益加大，榕江车寨鼓楼与汉族楼阁建筑几无区别，通道坪坦阳烂鼓楼为穿斗抬梁混合结构，表明侗族地区在吸收汉式建筑方面的融合与创新”。(《增冲鼓楼文物保护工程报告》)
就珠江流域而言，侗族文化与岭南文化或百越文化之间存在联系，尽管具体研究尚未深入，但侗族地区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，其鼓楼形制在早期便呈现出地域性差异。例如，虽然同处珠江流域，“九洞”地区鼓楼敦实稳重，“六洞”地区鼓楼则轻盈飘逸。
在时代变迁中，鼓楼文化也展现出强大适应能力。改革开放后，传统建筑技艺与现代审美意识开始碰撞出新的火花。许多鼓楼在保留核心营造技艺的同时，于彩绘、泥塑等装饰元素中融入了火车、飞机等现代意象。这种动态吸收机制也是多元一体的微观体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肇兴侗寨的五座鼓楼分别以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”命名，儒家伦理与侗族文化的深度融合，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极佳样本。
伍
近年来，随着肇兴侗寨等地的旅游开发，鼓楼走入公众视野。对此，我的观点鲜明：抓住机遇，同时牢牢守住文化内核。而这个内核就是“共筑”的精神。
鼓楼和很多民族建筑，其灵魂就在于众人齐心协力的营造过程，而绝非仅仅建筑本身。在传统建造流程里，村民进山选木、掌墨师绘出草图供大家决策、各家各户在营造过程于资源、生活节奏上给予的充分支持乃至落成以后长久的运作和维护，种种仪式感和切身的投入，赋予文化以真正生命力。
今天我们谈传承，传承的核心之一就在于保留这种“共筑”精神。然而，现代建造中，村民参与度逐渐减弱，甚至出现预制组装现象，传统共筑氛围被淡化。因此，应维护村民参与的传统程序，保留其因地制宜、因材而建的营造智慧，让鼓楼不仅是建筑遗产，更是凝聚族群文化的精神符号。
同时，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，鼓楼营建技艺的存续与掌墨师群体命运紧密相连，如何进一步收集、梳理匠艺流变脉络，运用当代科技手段构建传承谱系，保护并推动匠艺实践与文化语境的共生，是需要积极思考和行动的重要课题。
这些年来，我常常会思索，鼓楼和风雨桥这些动人的建筑，之所以能从千百年前的活动场所、从地域性建筑，升华为如今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，根本原因在于它始终是活态的。它活在族群的集体记忆与日常烟火中，流淌在精准的墨线与紧密的榫卯间，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。这种跨越地域的技艺对话，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。贵州侗寨的鼓楼，因其深植于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文化土壤，得以穿越时空，生生不息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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